早在2018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就明确了5G、人工智能、工业互联网、物联网等“新基建”的定位，“加强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”更是被列入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，2020年开年的头一场国务院常务会议再提“新基建”。

区别于以铁路、公路、机场、港口、水利设施等为代表的传统基建，“新基建”更强调科技与基建的融合，主要包括5G基建、特高压、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、新能源汽车充电桩、大数据中心、人工智能、工业互联网等七大领域。由于具有更丰富的建设内涵和影响方式，“新基建”表现出三大新特征：

一是新的建设载体。传统基建主要以钢筋、水泥、混凝土等为主要载体，“新基建”则以信息化数字技术为载体，通过5G、大数据中心、人工智能、工业互联网等核心技术的应用，聚焦高质量发展“卡脖子”领域的关键技术突破，构筑制造产业智能化、城市建设智慧化、社会治理信息化的数字基础，打造自然、经济、社会融合发展的云平台。

二是新的运营模式。从产品属性上看，传统基建项目大都属于公共产品，具有外部性强、投资金额大、投资风险高等特点，政府部门必然成为主要的投资、建设主体，但“新基建”更强调科学技术突破和产业转型升级，必须借力企业主体。因此，有别于前者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固有运营模式，“新基建”投资建设主体更加多元化和社会化。如，5G基站建设资金主要来源于三大运营商，特高压建设资金主要来源于国家电网。

三是新的传导路径。传统基建在完善交通基础设施、打造立体交通走廊的同时，也连带催生了以房地产为代表的土地经济发展。“新基建”则旨在借助高新技术打通上下游产业，直接联动产业链的供给和需求，进而催生相关联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蓬勃发展。

发展“新基建”并不意味着摒弃传统基建，二者相融共生、相互支撑。从建设领域看，“新基建”仍体现出传统基建的部分内容。

在“新基建”的七大领域中，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同样属于传统基建范畴，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支撑，特别是在一些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地区，有很大投入空间。

但是，“新基建”更强调市场效率作用机制，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导向，避免“大水漫灌”。从经济社会效益看，“新基建”是对传统基建的拓展，弥补高质量发展短板。

基础设施建设具有乘数效应，是经济社会长期稳定发展的基础和条件。但由于前期采取了较大力度的刺激政策已趋于饱和，传统基建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边际效应和连锁效应在减弱，而“新基建”是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关键，兼顾了稳增长、扩需求和促转型的多重目标，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传统基建改造升级，能够较大程度发挥投资乘数效应。